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2年5月、2021年11月、2015年11月分别发布了《超越极限：重塑高等教育的新路径》《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三份关于教育的重磅报告，都表达和强调了同样一种教育观，即通过合作实现教育卓越（共享愿景、共同利益）。本文试从竞争与合作这一对范畴的关系角度，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向作一探讨，以寻求正确的认识。
一、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不是一个新话题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竞争与合作的历史。从理论、历史及现实考察，我们会发现，竞争与合作与地域因素、占主导地位或重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和具体领域和机构的性质与特点有一定的关联。比如，一些国家和民族有着特别旺盛的竞争基因和竞争精神，而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并不热衷于竞争，更倾向于“和为贵”和“美美与共”。比如，19世纪出现的并风行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比如，经济领域及机构往往会有更多更强的竞争性。
竞争与合作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一些情形下是彼此蕴含，出现在同一过程，着眼于多赢共生的共同愿景，这就是所谓的竞合，“竞合”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关于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讨论中，后来也被认为是与竞争、合作并列的一个独立概念，且围绕这一概念也形成了相关的理论。
具体到高等教育和大学这一特殊领域和机构，我们依据布鲁贝克的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来对竞争与合作作一简要的历史分析。出于闲逸好奇追求高深学问是中古时代欧洲大学的特征，这一特征是与竞争不相一致，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可以说发祥于欧洲的近现代大学并不具有竞争的基因。
在政治论的哲学占据主导地位后，高等教育领域开始出现竞争并不断强化。特别是当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国家的竞争意识得到显著加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在经济领域，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领域的竞争愈来愈演变为人才的竞争和高等教育的竞争。与此同时，伴随经济竞争也有经济的合作，尤其是工业革命和大工业生产也使高等教育的合作成为必须和不可或缺。
虽然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有时此消彼长，但关于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优劣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近三四十年来，这种争论似乎达成某种妥协与调和，或者说争论逐步达成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即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而言，需要兼顾竞争与合作，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于是，在经济领域的“竞合”概念及相关理论也开始出现在高等教育的有关讨论之中。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竞争和合作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竞争并不是高等教育及其机构的本质特征，而是一个时代特征，且同样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比如，博克从历史的角度把竞争概括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关键因素之一。而欧洲大学却缺乏竞争的基因和传统，尽管欧洲是世界近现代大学的发祥地，但其大学的现代发展却远不如后起之秀的美国。美国纽约大学亨利·汉斯曼教授在对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进行对比分析后，提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应被鼓励，并通过不断减少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壁垒，使得高等教育有可能像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拥有一个更广阔、更具竞争性的市场。他特别指出，仅仅在现有体系中注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以增强竞争为重点的结构调整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竞争与合作也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育逐渐影响到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开始出现，并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围绕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这一话题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开展过一些讨论。在讨论中人们对竞争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竞争优势保持了更多的热情，对市场竞争机制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给予了较高的期待，并提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种种举措。
特别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理论成为一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中该理论对高等教育的竞争保持了较多的关注。这一时期也不乏对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及其竞争机制的“冷思考”，如有人认为市场化并不适合高等教育这样一个特殊机构，与高等教育使命和担当并不相符。还有学者指出要科学地区别经济发展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不能把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具体方法等简单地搬进高等教育领域。如果忽视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与特点，把商品经济的一招一式直接搬进高等教育领域，不利于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
值得提及的是，1988年《上海高教研究》发表了一篇译介文章《论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译者按”中提出：“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什么？怎样看待高等教育中的竞争和合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A·阿斯廷教授最近撰文，从教育哲学的高度，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对竞争和合作等不同价值观作了比较分析。他对‘隐含的课程’所作的考察可谓独辟蹊径。该文在美国高等教育协会最近一次年会上报告后，引起广泛兴趣和强烈共鸣”。
由此看来，对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当时有着长期计划经济传统的中国寻求一种突破的同时，在美国这样一个推崇高等教育竞争的国家，则在寻求两者的一种平衡。当时译介这篇文章的意图也比较明显，就是试图在当时甚嚣尘上的赞成高等教育竞争的舆论倾向上打入一个楔子。
此后，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虽然也有不少学者表达过对高等教育过度竞争的担忧和对加强高等教育合作的期待，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似乎高等教育的竞争战略和高等教育的竞争优势一直是高等教育舆论场的“主旋律”，即便是有合作或竞合的主张，也是为“竞争而合作”，高等教育的合作战略则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竞争”。
二、从问题视角需要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的现实关系
对于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可从多个视角去认识。这里着重从问题视角来审视两者的现实关系，对问题视角我们设置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过度竞争的现状性问题，另一个维度是过度竞争的发展性问题。
（一）高等教育过度竞争的现状性问题
1.功利性政策制度导向中的过度竞争。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常常是为了声望和资源而展开的。所谓声望，指的是大学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一个具象化的表征就是大学排行榜。资源则包括教学经费、科研经费、捐款等直接的资源和新生入学分数、师生比率、图书馆规模及运动队等象征性的资源，大学为获得大学排行的好名次和经费资源而开展竞争，这种竞争往往非常激烈，这种激烈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声望和资源就是大学目的和目标，就是大学存在价值的公共认知，大学围绕着这样的目的与目标设计和确定政策制度。其结果是，虽然一些高校在评估和排行榜上的名次是上去了，指标意义上的“学术GDP”也“卓越”了，但人才培养的质量却不升反降，大学也就偏离了“以育人为本”这一根本宗旨。这种通过建立竞争制度带来的“卓越”遭受到愈来愈多的批评，甚至被称为是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
针对高等教育出现的市场化倾向，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认为：“应当澄清这方面的模糊与混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大会重申了高等教育的地位，“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基本领域，是社会存在的条件之一”。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大卫·科伯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告诫，市场并非一种荣耀，而是为了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法；市场在高等教育中应该有一席之地，但同时又必须恪守界限，不能超越高等教育事业的价值底线，而这种底线就是“相信学者共同体而不是相信利己主义者的联盟；相信开放而不是相信所有权；认为教授是寻求真理的人而不是企业家，学生是追随者，而不是来满足其爱好的消费者，他们的爱好应该是被塑造的”。
2.“被平庸”政策制度设计中的过度竞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实施的是重点建设政策制度。重点建设政策制度对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特别是拉近与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等教育的距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要注意到，这些政策制度所关注的高校往往是占比较少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高校则在这种追求“卓越”的政策制度设计中极有可能“被平庸”。这种抓“关键少数”政策制度传导到大学内部的政策制度设计，为了避免“被平庸”，或为了保住“被卓越”，高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中的高校不仅要紧盯政策制度的指标导向，而且几乎都设立了“假想敌”，即所谓的对标学校、学科、专业等，在这种情形下高校之间的合作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削弱。
同时，那些可能“被平庸”的大部分高校，只能选择走“力争上位”的办学路子，要它们各安其位、分类发展是不容易形成共识的，这也是高校分类发展政策难以真正落地的重要原因。此外，为了尽快“被卓越”或防止“被平庸”，许多高校不得不“大干快上”，一些“慢”学科、“慢”专业、“慢”成果被“快餐化”了，基于“闲逸好奇”本质的大学的“慢”文化被消解了。
（二）高等教育过度竞争的发展性问题
着眼于未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职能，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深刻的变化，也对合作提出了更多的诉求，而现今大学过度竞争的现实状况与形势发展格格不入。因此，面向未来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的卓越，究竟是选择合作还是竞争，这一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高等教育放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知识生产方式从方式I到方式III的变革、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与使命等这样的大背景、大格局下，高等教育更需要真诚的合作，而不是过度的竞争。
三、走向新竞合时代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竞合理论的时代发展
竞合理论是作为竞争与合作的调和理论而出现的。Adam M.Brandenburger与Barry Nalebuff 首创了“竞合”概念，竞合理论经历了初创期的竞合理论的提出、发展期的竞合模式与关系类型研究和成熟期的竞合变量与测量研究三个阶段。作为组织间关系研究的最新范式，竞合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契约为竞合关系建构基础，核心逻辑是竞争企业间的多赢共生。
现行的竞合理论关注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具体关系，将竞争与合作互为目的与手段，冲淡了竞合的终极目的与价值。新时代竞合观，不是简单地将竞争与合作相结合，而是将竞争与合作从工具理性上升为价值理性。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竞合是为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使高等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全面地、高质量地实现，这才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应有的竞合观。
（二）新竞合时代高教改革发展的制度关键
新竞合的时代内涵，一是从以往重竞争走向竞争与合作的平衡与协调；二是竞争与合作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基于新竞合观，从问题导向出发，当前优化竞合关系应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1.竞争制度中的人文。传统竞争很难与人文这一概念关联起来，因为在竞争中，各方都站在自身的利益立场，进行“零和博弈”。显然，这种竞争不是人文的，当然也就不会是一种良性竞争。什么样的竞争才是一种人文的良性竞争呢？这主要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竞争能激发组织和人的潜能和活力，特别是追求卓越的动力。另一方面，竞争中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与竞争形成“多赢共生”的共同愿景，这便是一种良性的竞合。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竞争是现实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客观样态，关键在于竞争制度怎样建立，使其“高尚”得到充分体现，而“恶劣”的一面受到限制，这需要在竞争制度的建立中突显人文。
如何构建一种人文的良性竞争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一项重大课题。不论是功利性的政策制度导向，还是“被平庸”的政策制度设计，都不利于人文的良性竞争制度的建立，反而容易激发竞争中的“恶”的一面。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要建立起一种人文的良性竞争制度，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分层类竞争机制，即按照不同层类的高校设计各自的竞争制度，遵循各自的竞争规则。如同类型大学展开竞争，有助于各层类高校各安其位、特色发展、争创一流。实施教师分类评聘职称制度，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公平，更能体现这一竞争制度的人文性。
二是竞争中的动态身份机制。不论是对于机构还是个体，其竞争往往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会身份，因为社会身份是与各种资源配置和流向紧密关联的，高校为获得某种社会身份而展开竞争。而一旦通过竞争获得的身份被固化，却又失去了竞争制度原有的激发活力的功能。只有动态身份，才能持续地激发高校的活力，才能最大限度地“成就”高校，这种自我实现对高校来说无疑是人文的。对于个体同样如此。
三是适当把握竞争的“度”，这是人文的良性竞争制度构建的另一重要因素。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并存的状况。一方面，大学组织的性质、使命、职能及成员特点，决定了其偏好于相对宽松的组织环境，即一种“有组织无政府状态”的松散结合系统，所以，过度竞争并不适合于大学组织的本质特征和人文诉求。另一方面，缺失竞争、安于现状又是中国大学制度的一种历史样态，在不同层类的高校有不同的表现，这也常常被认为是大学缺乏活力的根源之一。因此，基于以上两方面，政策制度设计需要针对当前过度竞争和缺失竞争的具体状况，特别是充分考虑高校的层类情况，设计分层类的竞争制度、承载人文的良性竞争制度。
2.合作制度中的共享，即通过各方的合作，最终成为发展的共同体，而发展共同体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利益的共同体，即共建共享。共享除了物质意义外，更为重要的是目的和价值的共享。从高等教育功能和大学职能的角度看，其目的和价值体现包括学生的成长、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等。下面着重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来对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第一，学生的成长。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一）教学科研的合作共享，从洪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思想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就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不可否认，教学与科研“一冷一热”和“两张皮”状况一直困扰着大学的教学，成为大学治理中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顽瘴痼疾。教学与科研合作共享意识能够为解决评价的偏颇提供一个思路，也就是建立科研评价的“教学因子”，即对一个教师的科研评价，不仅要把承担项目、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科研获奖等作为重要指标，同时要把教师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的转化度作为评价教师科研情况的重要指标。（二）产科教合作共享。产教融合最早出现在职业教育领域，后来拓展到普通高教领域。作为人才培养改革的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碰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产科教合作共建共享的共同体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是延续了过去那种各合作主体基于各自利益立场而开展的“帮扶式”的合作，显然这种缺乏共享的合作是难以持久、深入的。总之，不论是教学科研合作共享，还是产科教合作共享，都是一种旨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大学协同培养人才模式。
第二，科技的发展。自18世纪第一次世界科技革命以来，科技便与高等教育开始“联姻”，且随着科技在国家竞争、社会发展中作用日益彰显和科技不断进步而越来越密切。正在经历第四次世界科技革命的今天，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化、区块链等技术的新科技发展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根本性改变，科技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已进入到深度融合的时代。新科技进步和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首先是对高等教育提出需求，正改变着高等教育结构、制度和人才培养的内容与模式等。比如，在高校学科结构方面，当代科学技术高度综合、高度分化、高度智能，使得交叉学科、学科群、学科集群等成为高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专业结构方面，新科技进步和发展对专业提出了优化调整的需要，2022年我国高校新增31种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等9个门类，这31个新增专业绝大多数都是紧跟时代前沿、符合时代需求的专业。又如，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这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的第5次修订。新版目录有14个门类，共有一级学科117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3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31个。该版目录加强了对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支撑和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以及加强了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科专业支撑。应对这种学科和专业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高校的学术组织制度也在发生变化，一些新的学术组织形式开始出现，比如在一些大学，枢纽（Hub）、学域（Turust）等正在取代传统学科学术架构的学院和学系，项目负责人制度（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PI）广泛流行于高校基层学术组织。也有学者提出“突破现有组织形态，既保持学科发展的稳定性，又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开展大协作，探索构建矩阵式学术组织构架，下放权力，增强综合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总之，竞争制度的合作与合作制度的竞争都需要置于高等教育的目的与价值之下进行整合，最终形成基于目的与价值的竞合制度。而竞争中的人文是合作的重要基础，缺乏人文的竞争不可能有真诚的合作，真正意义上的竞合也就不会发生。而没有共享的合作是不可能长久的，也是不人文的。人文与共享是新竞合制度构建的时代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