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似乎总在不断地重演：4月5日新华社报道，深受学生爱戴的上海交大讲师晏才宏，因为没有论文，至死都没评上副教授；

9月20日《新京报》报道，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茅广军因论文发表量不达标而被解聘；11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浙大哲学系讲师朱淼华因无论文而“下岗”—而据12月16日《新京报》报道，在日前的一场被国内一些高校教师形容为“深源地震”的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选聘改革中，吉大哲学院博导胡风力先生出人意料地落聘了，原因同样是“论文数量未达标”，被“一刀切”了。

一个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从何而见呢？其一，便是写论文，出专著，这是“作”，是看得到的；其二，便是“述”了，这虽然看不到，却听得到。谁来评价？除了同行，最有说服力的自然便是学生了。当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学问自然是有，但教《文心雕龙》却非所长，结果出了不少错，被学生逐条指出，全班签名上书校长，不久，朱希祖便不再教这门课了。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前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就曾公开声明：“对老师的讲课不满意，可以不听。”理亦在此。要是治学、讲学俱佳，自然最好不过；只是可惜人、事并无尽善尽美，所以对于偏长一端或略逾常规者，现代大学历来都是取“兼容并包”态度。譬如朱希祖先生方言浓重，“海盐话很不好懂”；顾颉刚先生口吃，但都能在大学里安坐。而另一方面，“述而不作”的如国学大家黄侃先生，一生治学严谨，有名言“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惜正好五十之年去世了），但照样可以一路从北方讲到南方，饱学无须置疑。

胡先生近年的论文发表量虽未达标，但并不足为胡先生的学问不行证。既然能得同行肯定，学生追随，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博导”下去呢？这倒令我想起至圣先师孔夫子，那是出了名的“述而不作”，一部《论语》，也是门人对其言行的记录，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又是何其深远！倘是“述而不作”的孔先生在今日之吉大，是否也将落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