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形象受损，代表公众良心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作为社会公器的功能遭受讥讽。最终都将侵蚀知识增进的基础研究，损害大学发展的公众支持，从而影响大学的长远发展。

高等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必须适应市场需要。把市场机制适当引入大学运行，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务、更大的适应性，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提倡。然而，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企业，用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大学，则是忽视高等教育自身规律、大学本质属性的极端了，它带来的危害已足以令我们警惕。

大学管理企业化倾向的第一种极端是，强化营利意识，最终将使大学沦为“学店”和职业训练场。不少大学的管理者把大学培养人才看作像企业生产产品或者提供可出卖的服务那样，认为既然大学生产了产品，提供了服务，就理应获取应得的报酬。正像企业要追求利润那样，大学也应该营利。笔者曾接触过一些大学院系的院长和系主任，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强调，院系的负责人要有企业家的经营头脑，有的同志说的很直接，“学院要想办法赚钱，没有钱，吸引不了优秀学者，没有钱学院也就没有了发展的资本。”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校甚至为院系规定了每年上交学校的“利润”指标。国家对大学经费投入的不足成为这种倾向的有力借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学生的学费越收越高。学生上选修课要交选课费，补考要交补考费，加盖为了表明身份的公章要交盖章费……学校最基本服务之外的一切都要额外收费。学校的资源也成为营利的资本。教室可以对外出租，师生公用场地可以“停车”收费，办公楼、学术活动中心成了宾馆、招待所、公司的写字楼。大学能够授予学位，而学位能够提高获得者的身价，学位便成为了营利的资本，“高博班”、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成人自学考试开始明码标价；市场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什么专业赚钱就开设什么，热门专业如雨后春笋，“实用技能培训”更是五花八门。大学变得“务实”，“求真”（追求和弘扬真知）的本性变得退化。大学为金钱折腰，谄媚于世俗，成为迎合流行的风向标。

大学管理企业化倾向的第二种极端是，因强调数量和指标而忽视质量与创造。按照企业的常识，在单个产品的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产量越高则产值越高。于是，增加学科点，增添新专业，新盖楼堂馆所，扩大学生规模，成为大学发展的强力证明。本科生一个专业一个班变成两个班或几个班，一个班30个学生变50个学生甚至更多。一个拥有“博导”资格的教授，所带的研究生由原来的三、五人，变成了二、三十人。个别指导变成了集体授课，师生研讨成为了大班讲座。上多少节课、带多少学生、每年发表几篇论文、每年参与多少课题、拿到多少课题经费等等成了考核教师的指标。于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一篇博士论文拆分多篇文章发表，多篇文章合成了专著出版。剪贴、复制、合编、翻译、介绍、结集使得学术成果繁杂丰硕，书籍、期刊汗牛充栋。更何况，仕而优则学，商因学而贵。大学开始与政府共谋，与企业双赢。鸡零狗碎有了研究的必要，解构、重构、解构后重构、重构后解构成了时髦，课题自然泛滥。多方参与、多方筹资成为学术界的盛事，经费变相增长。这样，学术逐渐稀释，质量不断注水。只要是营利性专业、事务，数量性工作、指标就不断开拓，哪还顾得上理论、思想和技术的创新。

大学管理企业化倾向的第三种极端是，为增大收益而降低成本核算，急功近利，最终损害大学的长远发展。降低成本是企业增大收益的重要措施。在一些大学管理者来看，为了取得更好的办学效益，必须不断降低办学成本。于是，大学虽扩大了规模，却紧缩了人事编制；为了充分利用，教室、图书馆变得拥挤。适于沉思的宽阔校园，变得拥挤和喧嚣。为了提升排名，为了领导认同，为了宣扬政绩，大兴形式之风，大建形象工程。为了所谓的业绩，大学变得急功近利，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易出成果、易见成效的领域。基础性学科受到了忽视，奠基性工程遭到了冷落。甘于坐冷板凳的人少了，穿梭于政府机构、露脸于大众媒体、繁忙于公司企业、飞行于国际航线的多了。为了一校、一己之私利，为政府代言，为企业、公司作证，为特定的利益群体辩护。大学的形象受损，代表公众良心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作为社会公器的功能遭受讥讽。最终都将侵蚀知识增进的基础研究，损害大学发展的公众支持，从而影响大学的长远发展。 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大学是教育性和学术性组织。为了公众的利益，最终也为了大学自身的健康发展，大学管理者还是应以大学应有的方式来管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