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代表是武汉大学教授。他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公司老板，一个是大学老师。一次，大学老师拿着一份学生的就业合同找到公司老板，要求帮忙盖个章。大学老师表示：学生不会到公司来工作，但是如果拿不到这个合同，学生的就业率不好统计。

“这不是发生在个别学校的事件。现在很多学校有不成文的规定，没有就业合同就拿不到毕业证。”彭富春代表说：“现在本科的就业率数字水分不少。我认为可以取消了。” 不止一位代表、委员都有相同的感受：大学的就业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范谊代表说，在国家包分配的计划经济年代，大学生就业不用统计就业率。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大学生开始自主择业。为了解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从上个世纪末，高校开始统计毕业生的就业率。

这个就业率的统计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之中。 首先，统计就业率的时间以计划经济年代为标准。范谊代表说，最初统计就业率的截止日期是6月30日。在计划经济年代，6月30日是应届大学生毕业离校的日子，离开学校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是进入市场经济年代以后，学生要自己找工作，能否在6月30日前找到工作就成了一个不定数。

沈士团委员说，国外不少大学统计就业率针对的不是应届毕业生，而是对往届毕业生持续追踪一段时间。 现在，为了得到更准确的就业数据，教育部门要求学校申报两次就业率，一次是在6月30日，一次是在12月30日。这给学校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学生在6月底离校后，学校联系上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就业率的统计指标--派遣证，也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 在计划经济年代，派遣证意味着干部指标和城市户口。进入市场经济年代以后，高校则以派遣证来判断学生是否就业。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选择，但他们却不具备拥有派遣证的资格。

很多高校感到困惑：到民营企业工作的学生没有派遣证，却拥有一份工作。在就业统计中，他们又算不上是已经就业的群体。 意识到这个矛盾，近几年来就业率的统计有了新的口径：派遣证不再是惟一的标准，学生拿到就业合同也可以算就业。 就业率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彭富春代表说，很多学校把就业率当成办学水平的标志。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学校的“面子工程”：学校就业率低意味着教学质量不够好。结果，在许多学校的年度工作报告中，都会有这样的字眼：力争确保明年的就业率达到多少。

“一些学校的就业率与具体工作人员的业绩挂钩。”彭富春代表说，就业率的压力层层下移，从学校到院系，从院系到老师。本来只是一个参考数据的就业率却成为奖惩的标准。

在这种压力下，就业率的统计就出现了水分。沈士团委员说，有的学校对学生说，你没有找到工作，就填出国，因为出国也算是就业的一种。 “这样不科学的统计还有什么意义？”王子镐代表问。

沈士团委员说，一个学校的毕业生质量如何，社会自有公论。一所学校公布自己的就业率达到100％并不一定会得到公众的认可。

旭日干委员认为，现行的做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去统计就业率，去监督高校培养的人才是不是有用。

“高校的职责是根据市场的要求去培养人。至于学生的就业问题，学校所承担的职责是提供培训和就业信息。”范谊代表表示。

可是，现在学校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帮助学生找工作上。王子镐代表说，这不合理。学校不是职能部门，没有能力去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就业应该由政府主导，列入劳动部门的工作指标。

统计就业率的初衷是让政府调整政策，让民众调整预期。“是让高校回归正常状态的时候了：通过提高教学质量去提高自己的社会信誉，而不是通过作弊的手段去提高自己的就业率。”范谊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