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教育”是高校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仅用了70年时间，计算机就从重达30吨、占地10间房子的庞然大物发展到如今的掌上电脑，且在软硬件方面还在持续变革。电脑的诞生，不仅使人的思维得以扩展，而且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深度融合的物联网更是催生了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技术更新速度之快、应用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令人难以置信，亦难以预测。

如今，互联网已冲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更是首当其冲。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行动，旨在推动新的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实现深度融合，以此创新发展生态。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教育部在青岛联合举办了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以“信息技术与未来教育变革”为主题，探讨了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并发布了《青岛宣言》。可见，“互联网+教育”引发了教育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一、从教育关系规律看“互联网+教育”的必然性

作为苹果公司的灵魂人物，乔布斯在逝世前内心一直深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与遗憾——教育如何走出工业文明、步入信息化时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乔布斯之问”。信息技术逐步取代工业文明，人的肢体得以解放、能力得到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节奏的加快，人的大脑超负荷运转，超越生理极限。为解决该问题，人类创造了计算机和互联网，以便帮助自己存储和处理信息。这一以解放人脑为旨归的智力革命开始辐射诸多领域。近年来，互联网的深远影响已被越来越多的教育战略家、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所认知和接受，并逐步转化成冲破工业文明桎梏的时代潮流。

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来看，教育同社会存在必然性关系，必然性关系就是规律。对整个社会系统来说，这种关系存在于社会系统内部；对于教育系统而言，它所指的是教育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即“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要受哪些社会因素制约?首要因素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两者直接影响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培养目标和规格、专业设置和课程，以及教学技术和方法等。教育技术历经了从竹简到造纸、从造纸到印刷、从刻版到活字排版、从活字排版到打字机、从打字机到互联网等的变革发展。这一系列技术变革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改革，促进了教育效率的提高。

教育系统通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发展服务。也就是说，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必须通过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起作用。“互联网+教育”必须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就互联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而言，高校师生必须创造性地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主动变革传统教学模式，提升大学师生学习生活质量，着力实现从传统灌输式课堂向互动式课堂转变。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各国高校教师、教育管理者、企业和个人依托互联网在教育领域不断进行尝试，包括慕课（MOOCs）、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和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等。在信息技术时代，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革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扩大教学规模、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等，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准确把握“互联网+教育”的本质内涵

基于“互联网+教育”的在线学习无疑对大学生学习产生了深远影响，打破了高校的传统制度藩篱，使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灵活、个性和多样。大学生可随时、随地、随意获取信息，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推动了高等教育生态格局的变革，让更多非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力量参与在线课程的制作与运营，并由此推进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

（一）“互联网+教育”是一个秉承开放理念的教育新模式

在线网络课程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和较高的价值，关键在于秉持开放的理念。它打破了地域、学校、专业和课程的限制，让世界一流大学的课程资源变得触手可及，优质教育资源不再为一流大学所独有。学习者可依据个人兴趣和需要，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开放理念让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共享成为可能。不少高校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大数据和海量信息的即时共享，让学习者足不出户便可知晓最前沿讯息。互联网资源只有突破高等教育制度障碍和高校区隔，才能实现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建、共享，从而推动信息时代高等教育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

（二）“互联网+教育”是一种对师生能力要求更高的教学模式

互联网对大学教学的影响随处可见，无孔不入。这不仅仅体现在时兴的网络在线课程，还包括教师利用互联网在线指导学生学习、学生借助互联网检索文献以及基于互联网大平台的实验展示和互动讨论等。在互联网时代，学生的学习不再受限于既定的物理时间与空间，除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还广泛涉及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学生的学习方式更灵活、自主和多元。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使用博客、维基、播客和其他工具进行学习，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更是将游戏和视频整合到课程设计中，以此模拟真实世界的活动，这些技术逐步成为深化学生学习的媒介。然而，无论何种学习方式，都需要借助“个性化脚手架”，即教师适时提供个性化、灵活性的指导。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大学教师需具备包括网络课程设计、学习效果评价、信息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开发等诸多技能。

与此同时，“互联网+教育”不啻为一次学习革命。美国学者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和理查德·哈尔弗森（Ｒichard Halverson）认为，信息技术时代教育的重心正在“从教学转移到学习，从说教转向创造性探究”。大数据时代，学习者不再仅仅对信息进行存储，而是透过海量数据有效甄选、分析和运用，以此解决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学习者能够根据自我需要进行自主学习。随着新兴技术的变革，学习者的信息素养也必须与时俱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米歇尔·佛特（Forte M．）针对社交媒体的特征，提出了“元素养”（Metaliteracy）概念模型，包括批判地评价信息内容、理解环境中的道德规范、参与信息共享与协同合作和发展终身学习能力。当然，强调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并不意味着否认教师的重要性。尽管教育者不能代替学习者，但教育者同样必须在场，“如果没有他者的参与，学习者也是无法学习的”。《学记》中所讲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是强调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师实时引导和启发。

（三）“互联网+教育”有利于实现智慧教育目标

2009年，IBM公司首次提出智慧教育理念，认为智慧教育涵盖5大元素，包括学习者的技术沉浸、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学习路径、服务型经济的知识技能、系统与文化和资源的全球整合以及21世纪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智慧教育的根本在于借助信息技术构建学习环境，推动教师教学变革，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以此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取向、较强的行动能力、较好的思维品质和较高的创造潜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发布题为《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报告，对“学习”做了进一步解读，指出“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多方面的现实存在。获取何种知识以及为什么，在何时、何地、如何使用这些知识，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智慧教育旨在将学习者所需的物理环境与网络环境有机结合，更好地适应学习者个性化特征和满足学习需求，有效实现学习者自主、轻松、有效和持续地学习。

（四）“互联网+教育”有利于推进教育民主化进程

当前，各国高等教育相继步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将从最初的一种特殊权利变成基本义务。然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属于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往往集中于少数世界知名大学，这些大学大多具有高被选择性，入学门槛之高让多数学生望而却步。“互联网+教育”打破了传统以纸质为单一媒介的思维习惯，使教育由单线平面结构向立体网络结构转变。知识的呈现方式已不再局限于文字符号，图形和影像因其直观、方便、可读性强而广受欢迎。受惠于“互联网+”，教育资源实现了数字化，打破了教育的时空限制，让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成为可能。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校管理者意识到跨院校协作的重要性。由此，院校间以整合资源或调整战略为目的开展协作，大学合作与联合行动随之与日俱增，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IT服务的配套升级是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高校管理者基于互联网的协作有利于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的高入学率、高质量和低成本发展。

三、理性审视“互联网+教育”对大学生学习的挑战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伴随着网络课程的勃兴，出现了许多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有的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在线学习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不应盲目乐观；有的认为碎片化的学习方式导致学生学习不系统，学生最终会沦为信息的搜索者；有的认为学生学习网络课程时，自主学习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加上缺乏必要的师生互动和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导致学习完成率低，学习效果不佳。概言之，“互联网+教育”将对大学生的学习带来4个方面的挑战。

（一）个性化学习质量难以保障

个性化学习是学习者根据个人学习的兴趣、需求和意愿自主决定学习策略和进度的一种学习方式。尽管个性化学习理念备受推崇，但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学习要求教育者在设计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场景之前，必须准确把握学习者的既有水平和个性特征，以保障学习的灵活与高效。显然，这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仅如此，目前针对大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评估标准和模式亦尚未建立，个性化教学的实际效果如何殊难定论。

（二）复杂性思维教学难以实现

当前，面对愈加复杂的现实世界，我们迫切需要具备能够识别、理解和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尽管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可以有效解决不少现实问题，但是计算机自身作为一种复杂性系统，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操作计算机需要一种高阶思维技能，作为使用者的个体必须具备复杂的、跨学科的思维能力。同时，大多数学科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要求学生习得复杂性思维，包括抽象概括能力、系统性思维和批判思维，只依托互联网平台尚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三）在线学习成果认证依旧艰难

尽管基于互联网的非正式学习有效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但非正式学习自身也备受争议。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非正式学习的学习成果如何认证。例如，作为高度分权的国家，美国同样要对高等教育实施有效监管，但是，在诸如在线学习认证、各州远程学习授权规定和联邦财政援助资格等方面仍偏向于传统高校，因为未建立或未完善基于网络的非正式学习的监管和认可机制。在我国，如何将网络课程有效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实现网络课程与高校课程“等价交换”，还需要解决一连串的实际问题。

（四）网络资源可能沦为“数字废墟”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和高校围绕教育信息化进行了有效探索，动员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项目或工程的形式，建设了大量的网络课程资源，包括学习专题网站、网络课程、精品课程、教学视频库、开放在线课程等。然而，由于既有的网络课程建设遵循“自上而下”的逻辑，缺乏对学习者真实需求的认知，缺乏科学、系统的设计，致使利用效率低下、使用效果不佳，网络资源难免沦为“数字废墟”。

此外，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我们要谨防大学生在信息超载时代陷入信息迷航的困局。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托夫勒（Toffler）的《未来震撼》一书。嗣后，沃曼（Wolman）在《信息焦虑》中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信息焦虑源于我们既有的学习内容与预期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再加上面对海量信息，由于缺乏及时反思与理性甄别，学习者最终只能成为信息检索者。毋庸置疑，信息超载会对大学生在线学习带来负面影响，引发学习者信息焦虑和信息迷航，甚至对大学生的心理和生理产生负面影响。

四、大学生在线学习的未来趋势及其保障机制

新的信息无孔不入，作为与互联网朝夕相处的新一代大学生，他们的学习生活已无法规避互联网带来的影响，他们也在信息时代的裹挟下成长，这是不可逆的趋势。我们必须直面这一新的形势，探索和实施“互联网+教育”战略。这是个极其复杂的教育创新工程，更是复杂的社会变革工程。针对大学生在线学习的未来趋势来构建相应的保障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注重虚实结合。从慕课以及其他网络教学的实践经验看，网络上的学习必须同学校里的教学，特别是课堂教学相结合，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广播电视大学的经验就是如此。如果学生的学习只是收视、收听，很难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因此，各地的广播电视站，都要求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到站上课，有的干脆像全日制高校一样，为学生提供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等。慕课要能让学生坚持学习、收到实效，也要同课堂教学相结合。要让学生走进校园，还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让“学生”遵守一定的课堂秩序，才能切实收效而不至于“虎头蛇尾”。翻转课堂之所以从慕课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一种广泛接受的教学方式，也就是能把课堂外的学习和课堂上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结合起来。

2.加强制度保障。设计网络课程不仅要关注学习者的参与性和积极性，还应提升其保持率和完成率。巴特查里亚（Bhattacherjee）在研究信息用户体验时发现，信息技术能否成功的关键仰赖于用户的持续使用，并据此提出了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期望确认模型（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巴氏在此后的研究中发现，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是影响信息系统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关键。目前，各国在推行学习成果认证制度上对每个资格类型都进行了学习量的规定，如获取一个学习证书按要求至少要修习50学分，一个学分至少需要10个学时，那么获得该学习证书就必须修满500个学时等等。当然，依据“成效为本”的学习理念，学习者为获取学习证书所投入的学习时间，既包括由教师指导的学习时间，也包括学习者自主学习和独立完成作业的时间，还包括学业考试的时间。要实现学分互认和转化还需借助学分银行。

3.倡导人际互动。无论未来教学以何种形态呈现，教学活动中的人始终是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作为个体的人，在其根本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无论是先教后学，还是先学后教；无论是教师主导，还是学生主体；无论是主动学习，还是被动学习；无论是工业社会的班级授课制，还是信息社会的混合式学习，究其根本，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互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结果。从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到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杜威的“在做中学”，无论教学形态如何变迁，人与人的互动始终存在，也始终需要。同时，互联网时代，应当更加注重对学生情商的培养，包括团体协作、善于倾听、尊重他人等。

“互联网+教育”是高校改革的必然趋势，符合教育发展规律。我们不讳言它在实施中的困难与问题，但有信心在改革实践中逐步解决问题，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

（来源：2017年第1期《重庆高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