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发展道路，既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关键构成，同时也是高水平大学的时代使命和核心任务。我国先后启动211工程、985工程、2011工程和“双一流”工程建设，高校发展模式也从分层为主走向分类为主。高水平大学应始终坚持聚焦未来科技变革方向、回应国家战略任务，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和方案。

一、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特征

在政策导向和自主发展的双向驱动下，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特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注重强基性，扎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强调家国情怀和学科专业特色

第一，高水平大学应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宗旨上突出家国情怀，致力于培养满足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学科领军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应“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基础学科研究作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对解决当前“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匮乏、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高水平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应坚持爱国情怀，注重培养基础学科领军人才。

第二，高水平大学应注重发挥校本专业优势，依托院校强势学科进行创新发展。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将培养立志献身基础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作为高校的宗旨；西北工业大学聚焦空天领域、国防军工行业、新材料等基础学科领域，坚持培养国防科技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总之，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领域人才培养，突出爱国情怀和校本专业优势是当前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

（二）聚焦研究型，使研究性引领教学的深度学习方式占优势地位

第一，研究型大学依托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定位成为科教融合为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一系列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启动和实施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培养路径，诸多研究型大学因汇集教育资源和优秀生源，脱颖而出，形成了形式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上海交通大学的致远荣誉计划、复旦大学的本科荣誉项目等。但在实践运行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色不显著以及培养成效不突出的问题一直存在，研究型大学实施机制的单一化偏离了多元化的人才目标定位，转而培养“学术精英”和“科研精英”。

第二，在深层学习方式作为高质量学习的重要表征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当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学习方式上也强调通过导师制、以赛促学、合作学习、荣誉计划等方式鼓励学习有难度、有深度、有广度，即强调研究性学习和深层学习方式。

（三）夯实结构化目标，注重拔尖创新人才多维能力的培养

根据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理论，教育教学活动的目标应涵盖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大领域。在大学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从“拔尖计划”1.0到“六卓越一拔尖”2.0再到2020年“强基计划”的启动实施，国家越来越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多维能力和目标，即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跨学科、批判性、创新性等思维能力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感三维发展目标和能力构成。尤其是“强基计划”将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置于选拔的核心，颠覆了之前对拔尖人才以认知和能力为主的政策理解。在此政策导向下，高水平大学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也强调多维能力发展，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就将拔尖创新人才的爱国情怀、国际视野置于人才培养的首要地位。这种结构化、多维度的培养特征有利于真正激发拔尖人才为人民谋求共同利益的同理心和奉献精神，是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等教育使命的明确回应。

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与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当下，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关键衔接点，应致力于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在加快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进程中发挥支柱性作用。

（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致力于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

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中心任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均应支持并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一使命，而科技指向科研育人、社会服务指向产教融合，因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层面具有关键性作用。

第一，科教融合需要创新驱动，而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趋向于尖端科技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形势下，虽然我国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强基性和国家总体规划，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仍亟待改善，因此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育事关我国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形成和科技发展的全局。

第二，产教融合需要人才支撑，而拔尖创新人才是高素质的顶尖人才的代表。拔尖创新人才通常位于人才结构的金字塔顶端，代表了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尖端科技水平，在促进产业发展、增强教育与经济生产力之间的联结上具有先导性作用，因此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增强拔尖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第三，产科教融合对应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是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回应，能够与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目前高校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措施实质上是高等教育已有三项基本职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交叉，在当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高等学校的核心职能，作为“立交桥”沟通其他职能，共同促进教育强国建设，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

（二）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呼唤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在我国实施“人才强国”的实践进程中，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始终是核心议题。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国内高校应始终坚持以提高拔尖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旨归，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第一，可合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经验。发达国家的顶尖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依托一流大学和顶尖高校、突出校本专业优势等共性特征，而正是凭借这些共性特征才成就了其在顶尖人才培养中的杰出地位。此外，我国现在高校的英才学院、荣誉学院等人才培养模式正是国外培养模式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践成效也证明我们可以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正确借鉴发达国家顶尖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第二，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根本宗旨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要强调国家性和民族性，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拔尖人才培养路径。发达国家顶尖人才培养模式在具有显著共性的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国别性，不同的发展基础和现实国情启发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其培养模式。在后发追赶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要满足个体层次的需求，也要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需求。因此我们不能仅依托研究型大学的单一平台，应积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强调分层分类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三）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改革方向，助推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中，如何准确把握“以我为主”的核心理念，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进程，一个最为关键、最需破解的矛盾点就是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问题。

第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聚焦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改革方向，能助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以往的科技发展政策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强具有更明确的人才培养定位和更艰巨的发展任务。其发展定位更强调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能投身于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基础研究的综合型人才，其发展任务也面临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难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权、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助力产业融合等核心命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我国应利用好拔尖创新人才这一关键资源，助推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第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坚持回应时代需求，更加强调立德树人和高校发展责任，对于加快奋进第二个百年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与以往拔尖计划相比，强基计划更加着眼于满足国家核心需求，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更加契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的时代需求。

三、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分类体系

（一）人才培养分类体系的必要性

分类培养体系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逻辑指向和发展道路，具有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两方面的现实必要性。在理论逻辑上，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提出：高校应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三大类，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相应的高校分类指导体系。这种高校分类管理的逻辑指向是依托不同类型高校的具体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实施有针对性的方案，以回应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此外，对其分类体系的探索也契合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对于满足终身学习时代人们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需求、构建“人人学、时时学、处处学、全面学”的学习型社会具有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价值。

从实践逻辑上，高水平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高地建设的时代使命，但其人才培养模式中呈现的研究性学习方式和仅依托研究型高校的实践特征与现代化建设下强调的多层次高水平顶尖人才相背离，科研型人才不应成为高等教育体系多元化下的价值选择，应用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等也应纳入人才培养梯队行列，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体系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选择。

（二）人才培养分类体系模式的实现路径

基于我国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现状及特征，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表述，本研究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探索其分类培养体系。

1. 契合不同高校发展模式特色，积极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体系

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趋势下，积极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结构，营造高品质的教育生态已成为高水平大学的时代使命。因此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高校应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根据现实定位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分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研究型大学因学科资源和师资配置方面的优势，以及科技自立自强策略下对基础学科领域人才的迫切需求，应主动承担起培养高层次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以及基础学科领军人才等责任；应用型高校应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积极培养实践应用型顶尖人才；职业技能型高校应对标职业分类发展体系，以就业导向为根本宗旨，培养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需求的一线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大国工匠，等。

同时应注意到这种高校分类管理是基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和学校的整体发展模式进行的外部划分，高校内部的学生群体多元化的发展需求相对被忽视。因此在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运行中，除了高校整体分类发展外，也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内部群体的分类培养。

2. 畅通人才培育路径，强化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性与贯通性

第一，在纵向上要推进不同学段拔尖创新人才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长期性和系统性工程，需要不同阶段的教育相互沟通、密切协作，在基础教育阶段应重视对英才儿童的早期发现和培育，在整体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根据儿童表现出的先天禀赋和特殊才能进行拓展性教育，为其提供适宜的上升通道。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建立与英才教育和超常教育相匹配的拔尖人才选拔制度，扩大高校在选拔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方面的自主权，形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纵向衔接的拔尖人才培育机制。

第二，在横向上要增强不同类型高校的互动协作及联盟沟通。不同类型高校在分类发展的基础上，不能故步自封，而应根据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构建要求，整合不同类型高校的教育资源，建立多形式的拔尖人才培养的大学联盟，以满足拔尖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3.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更加弹性多元的育人空间和环境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尊重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和教育规律，营造更加弹性多元的育人空间和环境。培养基础学科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学术型拔尖人才的时代使命不能挤压其他类型人才的发展空间，不同类型的大学也不应急功近利，过早定义拔尖人才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应尊重其成长规律和个性化选择。一方面应完善其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营造有益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自由开放的外部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消除不当的外界干预和行政力量对其成长环境的消极影响，鼓励拔尖人才在积极主动的自主探索和外界支持下寻找自己的个人发展定位和职业角色，从制度保障上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类型人才的积极性，为新时代下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提供高水平人才储备。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