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性上，首先强调以德为先。孔子在《论语》中有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东晋史学家孙盛撰写的《魏氏春秋》有曰：“士有百行,以德为先。”由此可见，先贤们不仅对治国者，就是对一般行业中的从业者都要坚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其次，诚信是德性素养的核心内容。《论语·为政》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孔子和孟子看来，诚信是德性素养的重要体现。再其次，在品行操守方面，《尚书·旅熬》指出：“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即如果平时不检点，不注意品德操行、生活作风方面的细末小事，久而久之，积细行而成恶习，随着小的失节的积累，必然会引起道德的变质，影响大节。

在思想上，首先提倡“三不”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强调了使万物生长而不占有，对万物有所推动而不自恃有恩，有所作为不居功自喜的思想境界。其次，弘扬“民本”思想。老子认为“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指出胸怀天下的人应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这一思想的传承。再其次，坚持廉政思想。明朝的《管箴》中记录了为官的座右铭，其中记载了“公生明，廉生威”。因为公正，所以民众愿意服从，不敢怠慢；因为廉洁，所以下属尊重，不敢欺骗，从而使政治清明，威信自立。孟子在《孟子·尽心上·忘势》中曾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体现了儒家理想主义和道家豁达思想的融合。

在治国方法上，首先是对治国方法的总体把握。老子《道德经》有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唐朝吴兢《贞观政要·政体第二》指出：“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白居易在《策林》中指出：“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意思是治理社会危害之事同治病一样，要找到灾害的根由和疾病的源头，才能做到标本兼治。其次，变通是治国理政方法的灵魂。元代宰相赵普曾言：“心无固必，事不凝滞，理贵变通。”意为做事情不能总是固执己见，要灵活不拘泥，善于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变通方式。这些变通思想与当前强调的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一脉相承。再其次，注重治国方法的实操性。清朝杰出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唐甄在《潜书·权实》中指出，“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为政最重要的是付出实际行动，踏踏实实做事，公文泛滥、有令不行是治理不好国家的。

在治国谋略上，首先强调谋略目标应如老子所言，“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治理国家有不变的法则，最根本的是让民众获利，这是治国理政“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治国谋略的总目标。其次，在谋略过程上，以老子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为圭臬。要在事情未发生之时就预防处理，要在祸乱产生之前就早做准备。体现了老子未雨绸缪、未兆易谋、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的战略告诫。再其次，在谋略定力上，如北宋苏轼在《策略四》和《陈侗知陕州制》中指出的，“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这种谋略定力要求大事来临时不惊慌失措，镇定沉着；在利害冲突的紧要关头，不患得患失，保持常态。最后，在谋略全局上，要像清朝钱泳在《履园丛话·水学·三江》中所言：“大凡治事，必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就像治水要遵循水的规律办事，治理国家也应遵循社会规律办事。

综上，德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德性和思想理念决定了治国理政方法和谋略的方向；只有嵌入德性和正确思想理念的方法与谋略才能深得民心而得到顺畅的执行和落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者，才之师也；才者，德之资也。”意思是才能是道德的凭借，道德是才能的统帅。司马光的德才观给我们提供了做人的规范、识人的原则和用人的标准。

治国理政人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直接的中坚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治国理政人才素养积累的丰富思想和认知，是先贤们留下来的宝藏和智慧，是箴言、是警言、是劝诫，也是期许。总体而言，对于国家治理人才，道德素养应该是对治理人才的优先要求，能力素养是对治理人才的全面考量。多培养和多重用德才兼备者，是国之幸事，民之幸事。（作者：周学荣，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