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在知识与经济双重转型的背景下，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肩负着多重角色，成为连结国家科技知识体系和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纽带。因此，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都竞相开展“世界一流大学运动”重组本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作为新加坡两所“后发型”的世界一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在2019年和2020年世界最具综合性的全球排名THES、QS和ARWU中分别名列第25位、第11位和67位，第48位、第12位和73位，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全球年轻的卓越大学。本研究基于要素的多维视角分析新加坡一流大学演化的基本逻辑及具体实践，探索新加坡一流大学的生成路径，以期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经验借鉴。

一、新加坡一流大学演化与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

“学科理论分析框架”是研究者用以对相应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收集、归纳整理、分析概括、加以阐释的一种图示或参照系、一种思维原则或分析维度，对研究有很重要的影响。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ond K）等人提出了“历史—因素”比较分析范式，重视“背景”（context）在比较教育中的地位，将教育现象置于—国的纵向与横向联合构成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进行分析。其中，教育现象所处的纵向背景以时间为序分析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横向背景以教育现象与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横向联系进行分析。哈罗德·铂金（Harold P）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了解现代大学”。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教育经济学家萨尔米（Salmi J）提出了三组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要素群”，以考察世界一流大学所具备的“关键性特征”，其中包括人才、资源与管理三要素。人才要素指卓越的教师、学生以及研究人员等人才资源的汇集及其国际化程度；资源要素指丰富的教学资源、充裕的科研经费，充足的资源能够保证学校运作的良性循环，可吸引更多高水平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管理要素指整个学校的管理体系及规范，包括竞争环境、学术及管理自治程度。

因此，本研究将世界一流大学的“要素群”嵌入历史—因素比较分析范式，构建了新加坡一流大学演化及生成的分析框架（见图1），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为案例，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新加坡一流大学的演化逻辑与具体实践，以此明晰新加坡一流大学的生成路径。

图1.新加坡一流大学演化及生成的分析框架

二、新加坡一流大学的演化逻辑

阿特巴赫（Altbach）认为，“亚洲国家的大学具有西方大学思想的历史根源，这些思想通过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本土化”。19世纪初期至21世纪以来，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历了早期大学、现代大学、一流大学三个发展阶段，在政府引导、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杂糅中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发展理念，其演化逻辑遵循了大学发展由“英式教育传统机构”到社会“轴心机构”的转向，大学理念由“传统移植”到“自主建构”的转向，管理制度由“政府主导”到“大学自治”的转向，形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新加坡”模式。

（一）大学发展逻辑：从“英式教育传统机构”到社会“轴心机构”的功能转向

1.早期大学的萌芽：

英式教育传统的延续。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期，新加坡高等教育结构与制度深受英国殖民统治影响，早期学校类型主要以教会垄断下的宗教学校和马来族、华族的私塾为主，大学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19世纪末，英殖民政府逐渐强化教育的统治作用，通过建立英文学校（爱德华国王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制定教育计划（“十年教育计划”“五年补充教育计划”）强化英语教育的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德华国王七世医学院与莱佛士学院合并为马来亚大学，成为自治时期第一所本科层次的综合高等学府；1955年，以陈六使为首的华人商会与华人民众集资筹建了具有华族文化特征与双语教学特色的南洋大学，成为当时新加坡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私立华文大学。尽管当时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权，但国防、外交等权力仍由英殖民政府统管，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崇尚英文至上，1965年南洋大学被迫以英式学制代替原来的四年制学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早期大学主要遵循了英式教育传统的办学模式，尚未形成与经济和产业适配的本土化教育模式。

2.现代大学的产生：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新加坡独立后，将教育权和人事权收归国有，逐渐摆脱旧殖民主义的束缚，并在建国纲领中提出发展实用教育以配合工业化经济发展需要的指导思想，将精英主义、实用主义和国际化理念融入高等教育体系。20世纪80年代，全球掀起新技术革命浪潮，新加坡政府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拉动新加坡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新加坡政府将教育发展重心上移，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扩大了高等学校办学与招生规模。1980年，在马来亚大学基础上更名的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南洋大学旧址建立的南洋理工学院则在1991年将国立教育学院纳入旗下，更名为“南洋理工大学”。两所大学为新加坡培养了大批学术型和实践型人才，形成了双元人才培养新格局。可见，此时新加坡的大学是经济结构转型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求下的产物，是新加坡现代大学发展的初步探索与尝试。

3.一流大学的跨越：

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后工业社会理念赋予了高等教育体制新的时代意义——轴心结构（axial structure），大学（包括与大学分而设之的研究所）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即培养知识界精英与为整个社会提供知识的“社会服务站（the community service station）”。从经济环境来看，早在1997年，新加坡就提出构建类似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东方波士顿”模式，打造服务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又通过制定“环球校园”计划（A Global School House）等战略规划，吸引世界一流大学在本国设立分校或开展合作办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经济强化了新加坡公立大学向一流大学转向的决心，也为高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奠定了基础。从制度环境来看，21世纪以来，新加坡政府通过颁布“公立大学公司化法案”（Corporatisation Project in Singapore’s Public Universities）推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进行公司化改革，根据法案框架制定大学章程与组织管理纲要，积极向世界一流大学转向跨越。

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大学经历了从早期大学、现代大学到一流大学的演变，在制度环境与经济环境变迁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从“英式教育传统机构”到社会“轴心机构”的功能转向。因此，新加坡一流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在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不断探索与调试的过程，是植根于本土环境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

（二）理念生成逻辑：从“传统移植”到“自主建构”的转向

1.殖民教育理念的移植：

殖民制度与文化对大学理念的渗透。19世纪西方的学校正式教育被教会等民间机构带入新加坡，并在英殖民政府的百年统治中一直延续着英式教育体系与传统。此时，唯有英文学校才能享受殖民政府的资助，这使英国文化在新加坡人才培养理念中更具认同感。因此，早期大学主要移植了英国传统封闭的办学理念，使其局限于“象牙塔”式的办学模式，定位于服务殖民统治的高等学校、英国文化的传播机构。

2.现代大学理念的重塑：

儒学文化与政治经济共促下对殖民理念的超越。新加坡独立后，现代大学理念的建构陷入新加坡政府与旧殖民教育话语权的角力。在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全面发展的关键期，新加坡政府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继承了儒家“贤人政治”的思想，将实用主义理念与儒家的精英理念贯穿于现代大学理念中，重视学术精英与技术专才的培养。伴随两次工业革命的进行，传统大学理念与发展模式随经济结构转型而变革，开始将发展目标与学科定位放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与技术科学研究上，试图增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1966年，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双语教育制度”、分流制度与奖学金制度，旨在培养国家需要的双语精英人才，鼓励卓越人才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可见，新加坡现代大学超越了传统的殖民教育理念，在儒学文化与政治经济环境的共促中实现了对传统大学理念的超越与重构。

3.一流大学理念的自主建构：

卓越教育制度与国际化战略的共同推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将卓越教育融入新加坡一流大学的建设愿景，注重优秀师资的引进与优秀学生的培养，并制定了最高的学术标准。1991年，新加坡制定了《新起点》（New Beginning）战略，旨在推动本国大学与海外学府的联盟关系，提升留学生教育的对外吸引力，推动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在历史环境变迁中不断调整办学理念与发展策略，积极探索“创业型大学”发展新模式，为国家创新发展与经济提升贡献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瞄准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培养国际化的学术型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将“卓越”“精英”“顶尖”与“全球化”理念注入大学的发展愿景。不可否认，新加坡一流大学发展理念始终与国家战略发展相契合，政府为大学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与自主权，同时一流大学也成为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总体而言，历史环境变迁对新加坡大学发展理念的不断塑造使其办学模式冲破了“封闭办学”的桎梏。从双语教育制度的建立到“新起点”战略的实施、“东方波士顿”模式的构建，再到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型跨越均凸显了新加坡一流大学演化过程中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适应，对国际先进资源的“引进”和本土教育品牌的“输出”。新加坡一流大学逐渐打通了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双向通道，成为培养全方位跨学科人才的高地。

（三）大学治理逻辑：“政府主导”到“大学自治”的平衡与张力

1.大学萌芽与发展阶段：

中央集权制的大学管理模式。殖民时期，新加坡的大学发挥教育殖民的功能，遵循宗主国的教育制度与发展模式。新加坡独立后，政府通过把控教育权力实施中央集权式教育管理模式。全国各级各类教育系统均由新加坡教育部统一领导与管理，其下属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教育机构无权制定学校内部的教育规章制度。基于此种传统模式，新加坡大学的办学性质更接近行政单位，而不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独立机构，极大地限制了大学的发展。

2.一流大学建设阶段：

政府问责制的大学自治模式。新加坡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推动，公立大学公司化改革使大学的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大学自治”，形成了大学与政府的协同互动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加坡政府与教育相关行政部门成立了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ademic Association Panel），实施大学公司化治理改革试点，新加坡成立了大学治理和拨款委员会，推行大学治理和资金审查活动，对新加坡的大学制度进行改革，推动新加坡向一流大学转型。之后，新加坡审查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发布了《促进大学自主与问责》（An Enhanced 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 for Universities）报告，主张将更多财政权和人事权下放给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并制定问责制度强化大学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2005年，教育部正式颁布报告《大学自主：迈向卓越巅峰》（Autonomous Universities-Towards Peaks Of Excellence），通过修订大学地位法令、构建拨款框架、签订绩效协议与制定问责制度等措施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

总体而言，新加坡大学自主权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脱离政府而存在，而是对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新解读。正如卡尔森（Karlsen）所言，“权力下放涉及的实践似乎与它们所取代的更加集中的做法类似”，政府通过对大学行政与财政的“间接管制”用于交换高校内部治理的自主权。这种“分权化的集权主义”（decentralised centralism）本质上为新加坡一流大学内部治理与顶层设计提供了空间，为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新加坡一流大学生成的关键要素

新加坡一流大学的演化逻辑揭示了其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规律，而人才要素、资源要素、管理要素是新加坡一流大学生成的关键要素。

（一）人才要素

1.引进卓越教师与研究人员，构建国际知识网络。

萨米尔认为，“一所大学的卓越，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拥有众多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能吸引最高水平的教授和研究员”。多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先后建立了亚细安大学联盟、亚洲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研究型大学国际联盟、U21研究型大学联盟和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校长论坛等组织。南洋理工大学通过“南洋助理教授计划”（Nan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Program）大力吸引和招聘国际优秀的年轻教师，还制定“加速创造力和卓越计划”（the Accelerating Creativity and Excellence），鼓励教职员工与世界其他大学合作进行大胆且非常规的跨学科研究，推动全球知识网络的构建。

2.增强海外留学生教育的吸引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全球化实践具有“深度参与”的特征，一方面通过“教育创新、研究合作和组织文化”来推进大学发展的全球化，另一方面通过招聘和招收国际师生、积极参与学生国际流动，追求多样化的学生和教师群体。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统计数据，2015—2019年间新加坡国立大学接收海外交换生10513人，海外交换教师数和研究人员数分别达到2546人和4072人。目前，南洋理工大学拥有来自82个国家的约23665名本科生、8022名研究生和来自81个国家的约5251名教职员工。从两所大学海外师生数量可以发现，新加坡一流大学较为重视师生群体的多样化，致力于提升海外留学生教育的吸引力。

3.积极开展国际人才培养计划与国际化实践。

新加坡国立大学通过“将世界带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将学生带入世界”两种途径进行国际化实践，通过开展“学生交流计划”（Students Exchange Programme）、“实习计划”（Internship）、“参与和充实计划”（STEER）、“暑期学习和研究附属计划”（Summer Learning and Research Attachment）、“全球课堂模式”（Global Classroom Model）等系列活动，提高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目前，新加坡国立大学在41个国家拥有341所合作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则与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旨在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与就业能力，现已通过“全球教育及流动计划”（Global Education and Mobility）促进了与近40个国家的330多所大学合作。此外，南洋理工大学还与亚洲、欧洲等区域的企业或大学合作开展实习项目（Overseas Internship），培养学生的全球就业能力。

（二）资源要素

玛克赫吉（Hena Mukherjee）认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是拥有稳定的和高水平的财政支持，著名研究型大学的财政状况往往是同时拥有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大学自身的成功筹款”。

1.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计划。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计划，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20世纪末，政府先后颁布了系列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加大对研究和创新的公共投资，投资金额也从“国家技术计划1995”（National Technology Plan 1995）的20亿美元增加到“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2020”（Research，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Plan）的190亿美元。教育部还设立了“学术研究基金”（AcRF）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等研究型自治大学提供三级经费资助。此外，政府还对健康及生物医学科学、先进制造与工程、数字经济等领域进行重点投资。

2.多元化捐赠形式与渠道。

慈善捐赠对于任何一所希望保持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都至关重要。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与慈善家、校友、商界伙伴、企业、基金会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捐赠关系，使其形成了包含捐赠主体、捐赠对象和捐赠方式三方完善的捐赠体系。在学生资助层面，两校每年通过助学金和奖学金形式向学生提供支持，南洋理工大学约有1/5的学生通过助学金支付学费，新加坡国立大学通过捐赠的助学金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两校还为学业优秀、具有领导潜力和创新精神的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奖学金，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全球奖学金”“新加坡国立大学本科生奖学金”“韩素音奖学金”“南洋理工大学奖学金基金”等。此外，捐赠资金还用于招募全球卓越研究人员、教师以及改进大学的基础设施。2018财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共收入捐赠资金2.61亿新元，较2015财年的2.27亿新元增长了15.15%。

（三）管理要素

1.实施以“卓越”为核心的战略愿景。

愿景是实施战略规划的基础与前提，战略愿景是组织基于未来的憧憬与希望而努力经营想要达到的长期目标。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卓越”为其核心价值，将自身定位于由学者、研究人员、教职员、学生和校友组成的重要社区，以跨领域综合性发展方式在科研方面争取“卓越”；南洋理工大学将“创造卓越”作为核心发展理念，致力于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通过研究和教育来培养全球领导者。基于“卓越”的愿景追求，新加坡国立大学集结不同领域研究人员，综合各院系、研究机构和中心的优势建立了8个卓越研究集群，承担了3个卓越研究中心（量子技术、癌症研究和力学生物学）的建设。在国家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成立了技术联盟以整合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加强学术界和行业的合作，增强知识共享和技术转让。南洋理工大学以发展优势学科作为战略规划的重点，将航空航天、应用离散数学、基因组学、纳米医学、光子学等优势学科作为重点发展领域。通过制定“卓越研究高峰战略”（Peaks of Research Excellence），积极推进跨学科研究。

2.协调配合的高素质领导团队。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组建了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高素质领导团队。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部门包括董事会和董事会委员会，董事会成员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商业与行业领袖、学者、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董事会委员会依据大学章程、公司运营和业务需求建立，协助董事会对大学进行监督，并促进其决策。南洋理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由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学院/研究所、大学领导团队构成。董事会主要负责制定学校的宏观愿景、目标及政策方针，对学校事务享有最终决定权；学术委员会由大学所有终身教授和部分非终身教授组成，主要就学术问题提供意见；学院/研究所则负责资源配置及运转，通过建立跨学科基层学术组织提高人才培养与卓越研究成效；大学领导团队中的副校长、教务长、部门主管、副教务长、机构主任、学院院长等协助校长共同管理学校事务。校长作为学校的首席执行官，对校董事会负责并对学校负有全部的管理责任。可见，新加坡一流大学的“善治”体系与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削弱了行政力量对学术事务管理的影响，构建了精细化与民主化相结合的管理团队。

3.基于大学自治的“政府问责”管理模式。

塔拉奇（Tarrach）认为，应该给予大学更大的自由。政府短暂的束缚并不会带来卓越，需要在监管、指导和机构自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2000年之后，新加坡审查委员会、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下放大学自主权的报告，打破了新加坡大学财政权和人事权的程序性约束和壁垒，对大学董事会进行了重组，大学可自行拟定经费拨款分配制度、学费标准、招生准入制度及教师薪酬制度等，对政府与大学的治理关系做出了重新调整与机制重建。随着两所大学管理模式的转变，学校经费收入结构也由政府全额资助变为政府与多元渠道捐赠的共同分担模式。在绩效和质量评价方面，政府也通过制定协议机制和质量评估框架对学校发展进行问责评价，形成了大学自治与政府问责的协同互动关系。可以说，新加坡的大学管理体系呈现出一种基于大学自治的政府“问责制”模式，在下放自治权的同时，与国家战略目标又保持了高度一致。

四、新加坡一流大学的生成路径

新加坡在独立后的短短数十年建成了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新加坡模式”。

（一）环境营造：坚持卓越理念与国家政策的引导

新加坡一流大学的演化逻辑揭示了国家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对大学理念及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新加坡一流大学的发展始终坚持卓越理念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及人员招聘中的传承。随着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角色也由传统研究型大学向开放式创业型大学转变。毋庸讳言，新加坡一流大学的形成离不开国家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引导，两所大学将“全球教育和知识中心”的战略愿景渗透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职能中，推动大学从“传统封闭的象牙塔”走向“创新开放的知识中心”。在办学定位方面，新加坡确立了只接纳“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目标定位，以激励本地大学追求“世界一流”的关键特征与发展方向，通过制定卓越人才引进机制和各类奖金项目解决人才引进和流失问题。

（二）集群建设：打造以研究团队为核心的卓越集群

从新加坡一流大学的具体实践可见，世界一流大学都注重“特色优势”对提升竞争力的作用，具体表现为重点学科领域建设和以研究团队为核心的研究集群建设。正如德国“卓越倡议计划”（The Excellence Initiative）中实施的卓越研究集群建设（Exzellenzcluster），通过建立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卓越研究团队，重点建设特色优势学科可提升大学在国际竞争中对尖端人才的吸引力。新加坡一流大学不仅将发展优势学科作为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还集结整合跨学科研究人员、研究中心与院系合力组建卓越研究集群解决全球性问题。

（三）内外联动：实施大学与政府的协同互动

新加坡一流大学的迅速成长是外部政府放权与大学内部有效治理的双效配合，形成了围绕大学地位、政府拨款、自主办学、学术自由的政府权力控制与大学自治之间动态平衡的治理结构，是“在法律权威（legal authority）与专业权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的组织控制和影响力系统之间取得平衡的结构和过程”。新加坡一流大学的成功是外部政府“问责制”与内部卓越领导团队的协同互动，通过引入大学质量保证框架（QAFU）、政府—大学政策和绩效协议，构建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平衡关系，打破了政府与大学、学校与学院之间的制度障碍与程序壁垒，保障了大学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团体与机构设置等方面的相对自由发展。

（四）开放战略：推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教育国际化双向并进

新加坡一流大学的国际化实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与海外顶尖大学加强国际合作的战略愿景，通过标准引进、课程引进、人才引进及建立分校，提升了新加坡大学的全球影响力与吸引力；从合作办学、品牌建设到海外分校遵循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的国际化战略发展轨迹。

五、结语

历史环境变迁为新加坡一流大学理念形成、制度设计以及发展战略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人才汇聚、资源充足与规范管理三项成功要素有机结合提供了发展条件。正如柯林斯（Collins）所言，“安于优良是成就卓越的最大障碍”，新加坡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就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历史演化逻辑与建设逻辑的共促下，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积极改变与调整，才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的现代大学发展模式。

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成为单纯满足世界一流大学关键指标特征的大学就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与国家需求，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过度追赶或模仿会导致大学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借鉴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经验，我国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也应扎根本土，依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国情，构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作者简介： 郄海霞，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欣旖，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