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0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提高服务决策能力。这一新的精神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政策含义，就是要从理论研究走向行动研究，发展一种高等教育改进理论，通过院校研究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三个面向”。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时代初。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经验性的“校本研究”阶段。197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办学自主权的文章，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积极回应。1985年，中办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为加强对学校自身发展的研究，我国高校普遍设立高等教育研究所或者高等教育研究室。这些机构针对学校存在的问题开展了大量的“校本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二阶段，学科化的“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末90年代初，我国高校的“校本研究”开始分化。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朝着行政化方向发展，成为了行政序列的“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少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室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走向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之路。第三阶段，跨学科的“院校研究”阶段。高等教育研究的过分学科化窒息了其生机与活力，陷于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学界开始呼吁发展一种实践导向的行动理论。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率先成立了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倡导院校研究。院校研究是利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为改进大学所进行的研究。院校研究强调为学校决策提供全面服务，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跨学科性。当前，院校研究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最具活力的研究方向。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知，高等教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跨学科性。陈洪捷教授有一个说法，“教育学从产生到现在始终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或者说教育学是一个多学科的集合。”这一论断用在高等教育学身上尤其贴切。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学、文化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政策科学都能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来源。事实上，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化过程中，就大量借鉴和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以至于人们发现“高等教育学没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方法”。跨学科意味着高等教育研究是问题导向和应用导向的。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三个面向：强烈面向问题；强烈面向实践；强烈面向应用。
第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面临“双重选择”。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学科导向，另一种是实践导向。学科导向路径遵循学科逻辑，以组织目标为逻辑起点，主张确定组织目标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中心工作。根据学科导向路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中心论题是限定和明确组织目标，其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大学组织的内部运转、大学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大学组织的举办者与管理者关系等问题。实践导向路径遵循社会需求逻辑，主张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旨在改进大学管理实践。实践导向路径坚持问题导向，认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应该是一种行动研究、自我研究（院校研究）。行动研究强调理论可以为决策提供基本框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应发展一种行动理论或实践理论，即理论知识如何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的理论。
从学科导向到实践导向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本趋势。根据迈克尔·吉本斯等人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理论，跨学科和应用导向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本特点。与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不同，知识生产模式Ⅱ强调学术研究的应用导向和跨学科。与环境科学、公共管理学等“软学科”一样，高等教育管理学只是一个寄生性的学科，高度依赖政治学、社会学、工商管理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和解释框架。高等教育管理学一旦追求学科化，就会努力建立严格的学科边界。这样就会人为地切断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最终失去生机与活力。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导向和跨学科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繁荣的根本保障。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许多学科的专家们的研究工作。
涉及研究范式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是高等教育管理的独立性问题。对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普遍性”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管理的普遍原理可以运用到所有组织中（军队、政府、学校、企业），不同类型的组织都有相同的管理技术（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和评价），不同组织所需的领导能力也是一样的（判断力、控制力、影响力、学习能力、创造力）。另一种是“特殊性”观点。这种观点强调，大学管理与其他组织的管理有很大的区别，大学不同于政府、不同于企业，把工商业管理的手段引入到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大学是很不恰当的；大学组织具有典型的“有组织无政府状态”的特质，目标模糊、底部沉重、难以评估是其突出特点。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管理具有独立性与兼容性。所谓独立性，就是要充分考虑大学组织特点，基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践发展理论模式；所谓兼容性，就是强调其他领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经过改造后能够运用到大学组织管理上。
第三，服务决策是院校研究的“根本任务”。院校研究产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我国。院校研究是一种利用跨学科的理论实施大学改进的行动研究。院校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基于院校信息系统，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解释，为院校决策服务，进而推动大学改进。
为了实现推动大学改进的根本任务，院校研究必须致力于“基于证据的决策”。“基于证据的决策”源于循证医学的“基于证据的实践”。事实上，决策者与医生所进行的实践决策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不同的是，很多医生在决策时会遵循严格的科学证据，决策者却更多依赖于个人经验。“基于证据的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将决策者的智慧与最佳、有效的证据整合起来进行决策。教育领域中的“基于证据的决策”被称为“循证教育学”，即根据有效证据进行调整的教育政策或教育实践。
院校研究的中心论题是大学改进。为了推动大学改进，院校研究必须聚焦于服务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从循证教育学的角度来看，院校研究的使命是提供最佳证据。院校研究者要从高等教育理论中分离出类似临床证据的应用理论，为决策者提供指导实践的证据。院校研究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评判“最佳”证据。评判证据的前提是对证据以其方法的严格程度进行分级。一般来说，定量证据高于定性证据。在循证教育学看来，任何教育实践或决策，均不能只是基于实践者的某种哲学或信念，而必须基于科学证据，用数据说话。（作者：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