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高等教育需要多样化的质量观和人才观-教学质量监督评估中心（教师发展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

钟秉林：高等教育需要多样化的质量观和人才观

2008-03-12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做客新华网，谈“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 中国在规模上已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主持人：昨天，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温家宝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又一次提到“优先发展教育”，这对教育工作是一个突出的定位，同时，社会需求也对教育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位网友这样留言“从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以及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时代赋予了中国高等教育新的使命，中国高等教育界切身体会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完善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不可推卸的时代要求和时代命题。”您同意这样的理解吗，您如何理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 钟秉林：我基本上同意这位网友的看法，谈到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时代命题，总是和教育联系在一起的。1999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急剧扩大了招生规模，同龄人的入学率从1999年9.8%的精英教育达到了后来15%的大众化教育，2006已经达到了22%。与此同时，包括学校的生师比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高校的投入也逐年增加；我国的管理体制改革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包括宏观的国内体制，校内的管理体制；还包括我们的招生体制、就业体制、办学体制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同时，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个人认为高校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我们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去认识，就和今后的高等教育的时代的命题、时代的任务密切联系在一起。 现在首要问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应该说发生了很迅速的变化。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老百姓想上学，但上学的机会很少、很难，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非常迫切。通过这几年的连续扩招，现在学生上大学比以前容易得多了，如果不挑学校、不挑专业的话，北京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 但是好的大学的压力一点都没有减轻，每年报考的人也非常的多，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过去的那种对于要上学的需求，转变为要上好的大学、好专业的需求。 这就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于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目前我们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之间形成了一个主要矛盾。换句话说，老百姓想上好大学，而我们好大学、好专业太少，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由这个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矛盾现在出现了“下移”或者“前移”的情况，要想上好大学好专业，就得上好初中、好高中，甚至是好的幼儿园，所以很功利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这对我们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对于大学要加强素质教育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就是质量如何提高，我们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应该如何提高，社会对于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应该如何进行客观的评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公平问题。如何在我们的招生过程中、培养过程中能够体现教育公平。 另外，教育资源的投入问题，要提高质量、体现公平、加大投入。这个投入关系到总量如何进一步增加，有限的经费如何科学合理配制，拿到了经费如何高效率的发挥它的效益，这又诱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非常的严峻，有学校自身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此外，关于政府加强宏观管理和创建现代大学制度等等，都导致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在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的话，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可以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在读博士生的数量也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在教育规模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成为了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以后，刚才我讲的主要矛盾，以及由这些主要矛盾产生的问题都需要解决。教育需要积累，需要长时间办学过程的积累。所以要建设高校强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作为一个时代命题这是需要紧迫研究解决的。高等教育需要多样化的质量观和人才观主持人：刚才您说的一些数字，使我们能够感受到我国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了，但是要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强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您提出的实现高等教育“质”的提升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第一步。如何理解“质”，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呢？ 钟秉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也非常好。我个人认为要想实现一个教育强国的战略构想，当前可能有几项工作要做。从全国教育的发展宏观情况是这样的，从北京师范大学的自身情况来说也是这样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公平，推向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重中之重。在高等教育内部，包括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很关注。有的说现在高等教育由于学生太多以后，质量下滑了。我觉得首先你要想评价一个学校也好，一个系也好，它的质量如何，首先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涉及到了一些教育理论的问题，比如说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问题。到底在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质量观和人才观如何去认识，我觉得首先要树立一个比较科学的质量观和人才观。现在大众化教育已经到来，就不能像过去精英教育下执行比较单一的质量标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又多了大众化了，就要建立“多样化”的人才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分层次、分类型的，这是社会的需求。另外，从高校内部改革来讲，我们的学科、专业结构也在进行调整，既需要学术型、学科型人才，也需要大量的、高层次的应用型、技能型的人才，这说明我们应该有一个多样化的质量观和多样化的人才观，如果是单一的价值趋向那么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说很多的人认为孩子要有出息就得上好高中、考好大学，这从某些角度看是对的，但是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不可取的，现在社会是大量需求的，我们需要多样化的人才观和质量观，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质”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符合大众化教育的人才观和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科学的定位，在这个基础上再扎扎实实的把高等教育内部的人才教育抓好，把人才的质量逐步提高上来。 社会公众、舆论媒体也应该有一个“多样化”的正确导向。我觉得我们的科学研究、对外服务等水平，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局部来讲是稳中有升的，当然我们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难。 高校评价应坚持多样化标准，减少形式主义 主持人：现在您也在和大家呼吁这个问题，面对大众化教育的规律和新的需求。新形势下，我们应该有一个和这个时代、这个形势相匹配的人才观和质量观。其中就包括了质量如何提高，而且提高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以后，如何去评价它就是高质量的呢。 钟秉林：我讲过的，我们要想办好大学，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人才观和质量观，在这个基础之上，既然人才是要分层次、分类型的，这就需要各个学校有一个科学的定位，比如说有的学校办学历史比较悠久，水平比较高，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等，那么将来就可以强调学术和学科的水平，重视科学研究，而且重点科研成果要转变成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资源，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类学校里，应该培养那种所谓的拔尖创新的英才。 还有一种定位就是应该定位在教学、科研并重，以培养高素质的、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人才为主，同时要有相当高水平的科研相互支撑。就是应该把本科生培养成高质量的人才，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科研。首先要能够科学定位，然后各安其位，我们要认真的办学，既不能攀高，也不能就低。攀高的话大家都想成为尖子，就低的话主要是针对不同学生，各个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定位，自己的发展目标，各安其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至于对高等教育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社会和媒体对大学的评价评估有很多的说法，我觉得首先是教育部，从教育主管部门来讲要宏观管理、分类指导，不能什么标准都是“一刀切”，这样就会造成一些歧义，造成偏离我们社会导向的指导。当然分类说起来容易，真正的做起来也不容易，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作为学校来讲，应该扎扎实实的搞内涵建设和发展，要明确自己的发展思路，比如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在大学里面，我们可能刚刚处理了一个科学发展问题，就是规模、结构、质量、效益、速度这五个方面如何协调发展，如果你没有规模，就谈不上一个质量的问题。 但是，在规模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基础之上，质量如何提高呢，内部各种结构如何去优化，效益如何去提高，另外发展的速度如何把握，这也是一个发展节奏问题，这些都需要比较好的去进行研究，应该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速度这五方面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是2001年到北京师范大学的，那时候每年本科招生2100人，现在我们依然坚持每年招本科生2100人，我们没有把规模扩大，我们强调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内涵发展、提高质量”。因为，北京师范大学在三环附近，如果大规模的扩大招生规模，可能学生的生活条件、学习质量就会下降了，所以我们一直保持本科生一定的规模。我们的在校研究生、博士生超过了9000人，总数已超过本科生，本科生就是每年2100人。我们进一步增加了外国留学生，现在在读的外国留学生已经达到2000人。发展的思路要非常的明确，坚持内涵发展，处理好刚才我讲个几方面的关系，我觉得必要的评估还是需要的。 高等教育法里面也提到了对高校的评估问题，包括你大学的资金用得如何，必须要对社会公众、对于社会有一个交代，但是评估的时候还是要坚持这种多样化的标准，减少形式主义。另外，要尽可能减轻学校的负担，充分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评估主要是让学校内部建立起一个质量保证体系。这个质量保证体系，既可以保证自我发展，又可以实现自我约束，这是一个评估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建立现代大学的制度，有很多的观点。我个人认为我们首先应该能够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同时我们要有一个自我约束的制度。 高教评估需要总结，需要分类评估 主持人：我们要有一个多元化的人才观、质量观，而且要有一个多元化的评估体系，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质量观如何去落实呢？ 钟秉林：政府教育部门拿出了一定的资费去做这个事情，各个学校也在积极的申请这些项目，我想在实施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项目指南了，实际上还是分类型、分层次来一批一批的启动相关的项目。比如说有的是针对研究型大学，有的是针对普通大学的，有个是针对高职、高专大学的，现在这些项目还在启动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向教育部提出自己的想法，供他们参考。 主持人：那么怎么看学校落实的情况呢？ 钟秉林：学校可以按照自己的定位发展目标，再根据教育部的项目去积累。教育需要积累，周期性比较长，我们培养一个本科生还需要四年呢，若干年以后如果大家再回头看看，可能就会做出一个相当的评价，现在谈时效如何可能还为时过早。 现在中国的评估教育，从政治层面、教育层面、操作层面可能都需要进一步地调整，现在高等教育的本科教育水平评估到今年上半年五年一轮的评估基本结束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发展中的问题，以便规划下一轮的评估如何做，这是我们高校非常关注的问题。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承担了这方面的项目，当然现在项目还在进行过程中。比如：对这一轮的评估进行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我们从国外的相关评估评价当中，能够得到什么借鉴。我刚才讲了，现在讲多样化，如果要评估的话也是要进行分类评估，但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高等教育如何分类，分类明确了以后才能按照不同的类型制订多样化的评估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出台了以后，如何实施也要让一些专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科学评估，为下一轮的评估做一个科学的参考。 高校需要结合自身特点为社会服务 主持人：下面我们谈一谈完善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是提升高校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题中应有之意。北师大在社会服务功能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 钟秉林：如何发挥大学的社会服务这个基本功能，我们也高度重视。但是我觉得每个学校的特点不一样，学校的优势特色不一样，每个学校所在的地方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不一样，这都需要学校结合自己的情况去开创性的把这项工作做好。 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地处北京，主要以文理基础学科见长，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都是比较强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科学在全国是非常强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和经济建设主战场结合起来，把研究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或者在理论创新方面上升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如何做到顶天立地，也就是说，你的理论的研究能否达到相关的水准，因为文科的评价标准不太一样：中国能否形成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派，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否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于丹读论语”是高校为社会服务比较成功的示例 主持人：好象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做的非常好。 钟秉林：我们在尽力去做吧，这是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面。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在“百家讲坛”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这都是我们社会服务的内容。当然有的学校自己的优势特长不一样，比如说一些教学为主的学校侧重点也不一样。 主持人：百家讲坛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于丹老师，都知道她是北师大的。 钟秉林：不止她一个人了，还有我们的康震副教授，主要讲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等。还有我们的纪连海老师。于丹现在的知名度确实比较高。她在学校就比较受学生欢迎，她是在成名之前积累的，出名前已经被评为教授。我个人认为于丹教授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象牙塔里带出来，用平静的语言介绍给广大的社会公众和老百姓，我想这就是于丹教授最大的贡献，既体现了她的人文底蕴，又体现了她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她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和传媒学院的教授，本来就能把她的积淀和积累表现出来。至于是不是明星教授，我个人认为她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 主持人：是为社会服务比较成功的示例吗？ 钟秉林：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示例吧，当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中学应该把基础打好，不应该分文科、理科 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是以文理见长的，但是您不同意在高中时期就分文理科，是吗？ 钟秉林：我觉得中学应该强调素质教育。大学要想办好的话涉及到四方面。第一是生源质量，像北京师范大学连续这么多年来在全国招生的情况一直是比较理想的。第二是学生的培养过程。如果培养过程优化，真正的尊重学生就可以把学生培养好。第三是就业问题。如果就业结果不好，就很难说服社会公众，应该保持比较好的就业率。第四就是学校在办学的过程当中历届的毕业生走上社会以后，会在社会形成一个学校的效益群体，这个效益群体在社会的影响和作为对一个学校的声誉和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各个大学都希望能够吸引比较好的生源，生源好坏又和高考的教育制度有关系，这种国家统考的方式能够切实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大众化教育阶段的中国教育其实也是一种选拔性教育，你要想选拔的话就必须有区分度，要想有区分度就必须有考试。 我发现了很多的学生进入了学校以后有偏科的现象，很多的理科的学生人文的基础比较差一些，很多的文科学生数理基础就比较差一些。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学科发展趋势，一方面高度分离，另一方面又高度结合，我认为高度结合是主要趋势。既然有了一个学科高度综合发展趋势的话，我们的高校培养模式要进行相应的改革，适当的综合，如果在中学过于偏科以后，就会对这些孩子进入大学以后的全面培养，带来一定地影响。所以我个人始终认为中学不应该分文科、理科，而是真正的把基础打好。 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在进行宽口径的招生和培养，主要还是基础性的教育。很专业、很精的的确要搞，但主要是研究生、博士生阶段去搞，因为他们的研究能力、适应能力会比较强。你如果把学生的基础打扎实了一些，能力和素质提高了，他的适应能力强，那么对他以后的就业和个人发展会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主持人：也就是说，分科的这种细化，应该尽可能的延后。 钟秉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现在文理分科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也值得大家思考。 大学的投入与产出应该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学生 主持人：对于提升教育质量这方面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 钟秉林：我觉得应该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内涵发展、提升质量。 我们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有20000名左右的全日制学生，我们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数量超过了本科生，还有一些留学生，现在我们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已经75%以上，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把学校的水平提高关键是教师，所以我想应该不断的提高教师的水平，这就涉及到一个办学投入和成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大学办学要从多种渠道筹集办学资金，不能单单靠政府筹集，我们可以从社会各界筹集资金。同时，我们都是公立大学，政府应该加大投入。 在“两会”上总理说今年的教育财政投入有比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政府的投入终究是有限的，这种投入如何进行科学有限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事业费是按人头来拨款的，还有一些专项的经费在中央财政的教育经费增量部分，这个结构应该进行一下研究，比如说是否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均的拨款标准。另外，研究一下这种人均的经费拨款标准，事业费、专项经费之间应该有合理的配制。此外，具体到每个学校之间这个经费如何配制，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标准。这当然也是我提的一个建议了，这也自然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经费下拨了以后，学校如何真正的发挥好这笔经费的效益，不造成浪费。 教育首先是一个公益事业，大学应该也讲投入和产出，你应该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学生，在专项经费管理方面如何能够从政府管理方面更加体现符合教育规律、符合科研规律的东西，这个也需要进行研究。 主持人：在您脑子里面这种成本的分担，国家、学校、以及个人出资的比例是什么样子呢？很多的老百姓确实是在付费方面比较困难的。 钟秉林：我觉得建立适合市场发展的这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应该是一个发展的方向，要建立这种机制。通过上世纪末到现在的改革这个观念已经形成了。比如说政府应该作为投入的主渠道，主要的成本应该由政府投入，学生和家长作为享受这种高等教育，我个人认为应该在25%以下，至于社会嘛，当然是应该越多越好。但是这个成本怎么核算，我想这是我们搞教育经济的一些专家们研究的，这些专家最后研制出一些模型，给政府提供一定的数据。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合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模型。 主持人：您刚才说学校可以吸收一些社会的捐款，咱们国家有没有类似于过于的资金资助体系呢？ 钟秉林：我觉得政府应该拿出大量的经费来保证这些达到学业标准的孩子不会由于家庭贫困失学，或者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国家设立了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也接受了很多的贫困生，这些学生没有一个是因为家庭贫困失学的，这些都没有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资源方面，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募集一些办学经费。我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老百姓观念的转变，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关注到教育问题，把资金投入到教育界，但是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 主持人：我们知道教育问题永远都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今天网友的留言非常的多，在这里感谢网友的积极参与，同时也希望钟校长能够经常作客新华网和我们的网友沟通。非常感谢您回答网友这么多的问题也感谢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参与，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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